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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的生育率将是世界最低?

绕梁说 梁建章 黄文政 2021-05-11 16:15:55

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未来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面临的养育成本的压力比起城市户籍人口更高。

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应当说,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为可怕的是,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尤其考虑到身体条件对于生育的影响,很多即将错过育龄的中年妇女,往往会在政策解禁后的第一时间就预备生育二孩,从而会在特定时间内带来额外的生育率。

对于堆积效应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根据2019年的数据来估算——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7,其中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0.146。这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二孩率高于一孩率。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实际大约只有一孩率的一半(因为根据调查显示,生一孩的家庭中只有不到一半有意愿生二孩)。所以面对上述反常数据,可以大致推算出,堆积效应使得近几年的生育率比自然生育率多了0.2~0.3个孩子。

按此推算,虽然2020年的生育率为1.3,但去除堆积效应后,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精细的计算要等详细的人口普查数据)这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少了0.5个孩子。就算跟少子化严重比日本相比,也要比他们的1.4还少了0.3个孩子。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严峻。

再次强调,虽然1200万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相比现在将锐减30%以上。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印证上述预测。首先,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韩低得多。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到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面对这些严酷的数据,有些学者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群?其实根据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一点也不奇怪。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详细可以参考我的人口经济学课程)。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呢?除了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所形成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更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奇高。比如,根据泽平宏观Numbeo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超过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也催生了庞大的补课产业,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超过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就拿幼托机构举例,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中国非常缺少托儿。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里的养育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世界最低,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的生育率2010年只有0.7,今年北京刚刚发布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24%,这是全世界闻所未闻的低生育率。如果北京的生育率是其他城市的先兆,那么中国城市的生育率真可以说是深不见底。

有人说,中国不是还有大量农村的年轻人口吗?他们的生育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判断看似正确,但也进一步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即使有了这些农村的年轻人,中国的生育率仍然降至如此之低,那么未来当这些年轻人进城以后,生育率只会变得更低。在中国城市化率比较高的东北地区,生育率也只有0.7,作为一个地区也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的中国年轻人,生育意愿都是世界最低的。而且,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未来会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所面临的养育成本的压力比起城市户籍人口更高。

综上所述,如果与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中国的养育成本世界最高。所以,尽管这次普查报告的生育率数据看似低得令人惊讶,但在仔细分析背后的各种因素之后,就会发现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国家,比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还要低很多。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尽快放开限制,并大力鼓励生育。而且仅有放开限制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鼓励生育要有成效,需要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在国家的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已经预示了放开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政策的目标是大幅度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并养得起孩子,从而缓解迫在眉睫的低生育率陷阱。

虽然提高生育率是个世界难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发挥体制上和资源上的优势,还是可以解决这个世界难题。唯如此,才能令中国经济后继有人,中华文明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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