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APP：高政策下探索“合理”玩法

　　摇摇招车CEO王炜建到目前并没有收到相关部门关于叫停打车软件的文件，只是从4月开始，陆陆续续地有出租车公司开始谨慎地看待这个新兴事物。“他们说要等一等。”但当时市场上一下子涌入了几十家同种类型的公司，王炜建不能停，“还是要不停地向司机去推广我们的软件。”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5月下旬，深圳交通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加强手机召车软件监管的通知》，明确规定“已经安装手机打车软件的驾驶员必须卸载，不得继续使用。”此后，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的交通管理部门也都表示将严格禁止出租司机与乘客达成价外加价的“违规”行为。

　　这个刚刚受到资本青睐的行业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戛然而止，但这显然无法阻挡资本的热情。

　　4月初，快的打车被传出拿到阿里巴巴数百万美元的投资，紧接着又传出嘀嘀打车收到腾讯价值2500万美元的投资，而到了5月，易到用车宣称已经获得宽带资本1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而大部分的钱会用在他们的打车软件——打车小秘上。

　　在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王炜建需要做的是尽量地避免政策风险，同时又迅速地扩大市场份额，但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扩大市场就意味着一定要给出租车司机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优惠条件，送终端、送话费等手段在市场推广前期起到了一些作用，而随着各家都开始用这种方式，摇摇招车的补贴并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司机长期地去使用他们的软件。

　　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加价”，让消费者为增值服务去买单，只有这种方法才是一个长期的商业模式。但问题来了，“加价”已经被各地交管部门认定为扰乱市场秩序的方式。

　　“如果允许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私下议价，这是对其他乘客的一种不公平。”2013年5月23日的北京出租车涨价听证会之后，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李晓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交委的这个观点。

　　“以前的出租车服务是招手即停，但有了加价功能之后，司机可能从预约中得到的利益更高，对于路边的消费者是不是会拒载，会不会对原有的交易模式形成冲击，带来不公平，这也是行业服务需要考虑的方向。”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高辰年称，“一个新的技术模式用于生活的时候，肯定会带来不公平，就要看怎么去调整各种利益。如果为了实现层次比较低的公平，而去影响一个技术进步带来的更好的服务模式，这并不可取。但是也需要政府与服务提供者合作，来商量怎么在满足高效率的同时又让原来的公平不受影响，作为政府的决策应该是全面的。”

　　这正是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一头热”的原因所在，因为它已经触及到了社会规则层面，虽然真正需要这种服务的用户占大多数，但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如果说它不合法，那么已经存在的96013，叫一次车三块钱，这个算不算违法？”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罗铭君表示，“不管怎么说，中国出租车管理属于政府控制价格的管理模式，加价的确有一定的不合法性，但情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应该在交管和物价部门的监护下逐渐去调整，你也不能说一点不加，那这个软件的功能和市场价值就没有了。说到底，不是像摇摇招车这样的软件运营商本身有什么错误，而是这种交易模式对现在的服务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摇摇招车并没有直接“加价”，而是设置了一个“扔炸弹”的游戏，在高峰期如果乘客提交的打车需求没有迅速获得司机的响应，可以试着扔一两颗炸弹来让司机接单。

　　据王炜建介绍，“炸弹”的价格是5块钱，摇摇招车在收到用户买炸弹的费用之后，会以“现金+物品+积分”的形式来奖励司机，以此鼓励司机在堵车的情况下，依然有热情去接单。

　　但这在罗铭君看来依然存在着不小的风险，“打车软件只是一个平台，只能收取信息费用。而信息费跟司机分账算是一个‘灰色地带’，严格来说不应该分，因为你们挣得是信息费，出租车司机得到的是运输收益，你们各取所得。但如果为了占领市场、你们把信息费分账，你给了，别人没给，这就存在一个不正当竞争的问题。”

　　很显然，这是一次“加不了的价”，或者说在政府还没找到合理的办法之前，所有打车软件的商业模式从某种角度上讲，都存在着极大的政策风险。

　　但这的确是一个刚需市场，连政府也开始逐渐重视它。北京在6月1日开始试行统一的电话召车平台，而摇摇招车、嘀嘀打车等也被纳入进来。

　　这只是一个开始，但对于王炜建来说，现在能做的不是等政策，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商业模式不是“一头热”。（记者/黄朝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