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闹剧的尴尬收场：南阳摇滚音乐节撕开网红文旅项目的“两张皮”

南阳迷笛音乐节偷盗事件引发的余波渐渐平息，一些被盗的物品归还失主，相关涉事人员被抓，某些地域黑的舆论也像以往一样不了了之地过去了。但这场闹剧撕开的，是一道在许多地方都早已存在且不断扩大、难以弥合的裂口：轰轰烈烈引入的网红文旅项目，因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生活与文化，而造成一出出悲喜剧。

从淄博、石家庄到南阳，都是这些悲喜剧上演的舞台。究其原因，那些“网红”的愿景始终是游离于真正的本地生活之外的，梦想与现实是彼此错位的“两张皮”，“网红”终究只能“红”在互联网的热搜里。而缺乏本地人真正融入参与的文旅项目，都只能是无根之浮萍，喧哗一时后便大厦将倾。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让生活在平行空间的两类人硬是“拉郎配”凑在一起，还希望能够主客共享以至相亲相爱一家人，“何不食肉糜”之问就会不断荒诞地上演。

厚重的南阳，无根的音乐节

像中原大地上许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却用不起来、富不起来的地方一样，南阳作为楚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三顾茅庐、羊续悬鱼、盘古开天辟地、牛郎织女等知名的典故或传说发源于此，著名人物则有“南阳四圣”，即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智圣诸葛亮。

但南阳的经济并不突出，是一个“工业薄弱、城镇化率仅为52.22%、旅游服务业也不发达的河南三线城市”。发展文旅几乎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但就像很多中小城市一样，在发展文旅的途径上很难创新，大多数时候都在模仿、跟风，都想要泼天的富贵，但也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拥挤不堪的红海里翻腾挣扎。

比如，在全国文旅局长都争相出镜“演出”的背景下，南阳文旅局长任永亮也曾打扮成羽扇纶巾的诸葛亮，介绍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但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利用网络红人推介文旅资源的模式已在某红书“照骗”风波后大打折扣，但南阳还在连续举办网红文旅大会；国内主题乐园已经泛滥并大多数处于亏损状态，但南阳今年发布的十大文旅文创项目中，就有至少三个主题乐园，分别是中华恐龙园、华侨城主题乐园、南召鸭河上河园等。

选择迷笛，或许是受了淄博“网红城市”和石家庄“摇滚之城”的“启发”。据媒体报道，淄博烧烤出圈后，南阳曾召开全市社科界研讨会，从理论层面探讨淄博烧烤出圈原因，并派出考察组赶赴淄博实地考察。而在石家庄官宣打造“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时，南阳正想方设法打造有影响力的文旅IP， 接连召开了全市文旅产业发展座谈会、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反复强调，要招引一批具有标志性、引爆性的重大文旅项目，特别是符合年轻化消费的活动，打造更多网红打卡地。

或许是石家庄的吉他声，把“音乐节”的灵感输送到南阳面前。迷笛在摇滚音乐节领域的品牌影响力，不是正符合“标志性”“引爆性”“年轻化”的要求吗？当然，迷笛确实是一个有质感的摇滚音乐节，而且比草莓更纯粹，拥有一批热血的摇滚死忠粉，也已发展成为一个现代音乐的响亮品牌。

经过先后多次邀请并争取，南阳终于与迷笛方面达成协议，在十一黄金周假期引入迷笛音乐节，试图通过假日+音乐节的双重效应，通过文旅“破圈”，提升南阳的知名度和旅游市场收入。

项目签了，舆论造了，硬件建了，票卖空了，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流畅完美，但只有一个关键的bug：缺乏现代音乐基因的南阳，能真正接纳并融入一场从天而降的“非主流”狂欢吗？

南阳文化深厚，但并没有多少音乐方面的渊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关联性更弱，这一点甚至比不上石家庄。唯一可以提及的，是2019年11月为迎接高铁开通举办的一场“高铁之夜”音乐狂欢节。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南阳在音乐产业等领域的动作。

几乎可以说，在举办迷笛之前，大部分南阳人对摇滚乐即使不能说一无所知，也可以说是接触甚少、知之甚少。《南阳日报》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一开始提起迷笛，许多人一脸茫然不知所云”，应该是准确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阳竟然提出要打造“音乐之城”。当地官方媒体报道，迷笛音乐节前夕，市领导在现场调研时指出，“要以音乐为媒，策划组织国际化高水平音乐节，把南阳打造成为‘音乐之城’，通过音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如果举办一场音乐节就能成为音乐之城，那全中国简直到处都是维也纳了。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在除了南阳之外的许多城市都是这样，看到音乐节很火就想要引进，但其实根本不了解所谓摇滚音乐节的文化特点，也并不考虑是否真的契合自身城市的气质。这就给文化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摇滚音乐节与一个低城镇化率的城市会有多少文化冲突？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青年文化与充满留守老人的乡村……

偷盗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极端体现。一些偷盗行为是确凿无疑的，也引发了网络的道义谴责亦或戏谑狂欢。但也不排除其中一个根源是很多当地村民对露营文化、音乐节文化不了解，不理解帐篷作为私人居住领域是像房子一样的存在，里面是私人空间，非请勿入；不理解音乐节和露营地是一个整体，人不在帐篷里并不是不要这些东西了，而是仍在参加活动；不理解看起来没什么用的卡片、徽章、纪念品对音乐爱好者来说可能是非常珍贵的物品。如果完全没有这种理解偏差，很难解释村民们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乐迷们的愤怒，村民们的慌乱，组织者的崩溃，网络上的骂战，一时间，拥有一个浪漫名字的音乐节所在地“绿野独白”变成了一座凌乱的孤岛，漂浮在南阳上空，不知该何去何从。

或许，它从未真正落在这片土地上。

当地人“缺席”的，不是好文旅

事情发生后，南阳和河南当地媒体的报道里流露出明显的“委屈”情绪，尤其是诉说南阳为了办好音乐节付出了多少努力。比如，

“音乐节开幕当天，南阳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身着红色志愿服，亲自到南阳火车站热情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朋友，并送上纪念品。活动结束后，市委书记站在门口送每一个笛迷离开之后才离开。

为了办好音乐节，整个南阳，全市机关单位不放假，650辆公交车全员上岗，300多辆接驳车往返不停，公安冒雨执勤，市民自发组织提供物品和接送，4万多志愿者放弃节假日，全身心服务音乐节。”（大河网）

南阳可能没有意识到，问题恰恰出在这过度的努力上。

像曾经的淄博一样，许多地方在运作文旅项目时，眼睛里只看到外来的游客，恨不得把所有本地人都变成服务员、导游、司机、讲解员，美其名曰“志愿者”。为什么要这样捧着呢？大概是希望这些外地游客能传播南阳的美名，扩散南阳的资源，在南阳消费，为南阳代言。

但事实上，谁才能真正代表南阳呢？是南阳本地的居民。他们在这些文旅活动中能得到什么，原本才应该是举办这些活动尤其需要考虑的。以限制或牺牲本地居民的利益来服务保障外地游客，是文旅发展中最典型的本末倒置。由此导致的游客与本地居民的冲突，在淄博曾一度尤为突出，在许多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地区也越来越凸显。

即使从利益的角度看，音乐节是带给当地居民直接利益的最佳方式吗？显然不是。音乐节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进行的活动，有自己的住宿区、餐饮区，对本地住宿餐饮业拉动乏力。到外地参加音乐节的乐迷往往会买连续几天的联票，很难有时间再到本地其他地方游览消费。从消费能力上看，热衷于参加音乐节的人群并非高消费群体，看看网上一些乐迷的省钱攻略就知道了。从传播效果看，即使是在偷盗事件发生之前，网络上关于南阳迷笛的热搜讨论也都集中在“被举起的轮椅小伙”之类的音乐节本身的事情，对南阳其他的文旅资源并没有起到带动关注的作用。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今年1月，河南本地媒体大象新闻针对南阳文旅产业发展发布调查问卷。有15%的网友认为“南阳基础薄弱，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太多了，文旅产业发展急不得，应该一步一步来”。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关于本届南阳迷笛，当地主流媒体的评价自然是“很成功”，而成功的证据是创下了迷笛30年47届音乐节的最高票房纪录，是多个话题频频冲上社交平台热搜榜，是乐迷们“在摇滚中释放活力，在大雨中张扬个性，在泥巴中重回少年”……但没有在哪篇报道里，提到成功是因为南阳本地居民有什么实质性收获以及由此带来的获得感。

当前，很多地方在引入文旅项目时，都存在这样的“两张皮”现象。没有能够融入本地文化，为本地居民所真正接纳、融入并能够主动参与，这样的文旅项目注定走不远。

焦虑的南阳，是谁的缩影

8月，南阳日报发表了一篇痛心疾首的评论《南阳，绝不能被时代抛弃》。里面写道：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南阳有难以逾越的“代差”；与省内兄弟城市的先进工作相比，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见事迟、行动慢，错失机遇，南阳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

有发展饥渴症是好的，想干事、敢干事也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对比当下一些躺平行为。但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下，渴望走捷径、迈大步，反而绊倒在脚下。

如果偏差到只想做网红城市，飞天的愿望脱离了脚下的土地，像南阳这样的地方，还有多少呢？

作为个体，不同的成长、生活、学习、工作经历的成年人，再去围绕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去激辩，显得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毕竟敢于主动推翻自己、乐于认真倾听的，少之又少。但作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不断纠错、不断更新认知，这涉及整体发展战略导向问题。

其实，南阳对旅游发展认识的主方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9月，在开完全市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大会后，南阳市主要领导接受河南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旅游绝对不能靠门票，经济发展初期靠门票发展，后期一定要靠消费。

靠消费、造品牌、引人气，这都没错，关键是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项目和方向。

在同一个采访里，记者问：南阳是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您心中的三顾是哪三顾？

这位主要领导回答：我认为是一顾山水、二顾文化、三顾康养。

这不比搞个水土不服的摇滚音乐节靠谱多了？